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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谦：我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到现在十几年了，发现要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因为我们还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一点三万亿美元，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才一点三五万亿美元，全部用来吃药，吃药的数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的人口是美国五倍。同时，美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那么多的高级大夫，人类疾病中仍然有70％解决不了。而其余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当中，误诊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应考虑需不需要去学这样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解决了中国人看病的问题，特别是在病毒性传染病方面，从张仲景到后来的叶天士、吴鞠通，都解决得很好。解放后，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都由中医解决了，疗效要比西医好得多。以中医为主解决了一九八八年上海乙肝复合甲肝问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将之与美国以西医为主治疗同类疾病的疗效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1：234，即中国仅死一个人，美国要死二百三十四个人，中医的疗效显然要比西医高得多。
反过来看看中医处于什么位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四亿人口，有八十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消灭中医，到一九四九年，我国只有五十万中医了；现在我们是二十七万中医，比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差不多又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十三亿，是一九一一年的三倍还多，如果根据一九一一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二百五十万中医，但实际只有二十七万，再看看这二十七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辨证论治。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今天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今天我们不少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三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三万以外的中医?后一部分人只能开化验单，开一些西药和中药，与西医几无二致。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60％以上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不到40％。大量的西医不学中医知识就随便开中成药，能成吗?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这样弄出来的。如果没有了中医，中药就是垃圾，没有用处。目前我们中医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
前年，我们课题组提出了振兴中医五大工程，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即改革、完善中医药政策法规，使之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现在中医药很多问题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国民党的时候明摆着是要消灭中医。解放后，毛主席为中医说了很多话，中医才保留下来，而且是说要西医学习中医，现在却是要求中医学习西医。我们现在有二十八所中医院校，但“生产’不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医，什么原因?法律问题。现在“人大’已经提出要给中医药立法，但立法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是管理还是发展、保护?我认为，五十多年来，“管理’已经快把中医管没有了，所以不应再立足管理了，应该给一点宽松环境，应该用法律保证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也不应该立足在保护上，如果把中医当长城一样保护起来，中医就彻底完了。长城是历史遗迹，现在失去实用功能了，但中医五千年来一直在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将来也应该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体系。所以，立足点要放在全面继承和自主创新上。
我们总说中医没有创新发展，实际上SARS期间是中医最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放过了。一开始没有把SARS列入传染病，广州中医还可以辨证论治，解决SARS问题，一宣布SARS是一类传染病，北京中医就失去了介入机会。西医在无法诊断SARS时，要求大量用激素和抗生素，如果大量抗生素还不能退烧，那就是SARS。我们到广州去调研，发现中医能够解决问题。邓老告诉我们，他徒弟的夫人是护士长，在一线感染了SARS，他让把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药，活了，又投入了战斗：另外一位护士长没有用中药，成了烈士。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六十例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迄今没有后遗症。二OO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在北京藏医院召开“中医药成功治疗SARS学术交流会”，同一天，某院士在香港讲，中医治不了SARS，没有一例病人是中医治好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七月，他所在医院的五位中医大夫写了《中医治疗SARS七十一例回顾》的论文公开发表，他是第八个署名的作者。中医介入前收了三十六个患者，死了十个，介入后治疗的七十一例患者，死了一个。到底是西药有效还是中医有效?但是，虽然中医界的各位著名专家一再呼吁，整体上却没有真正让中医介入SARS治疗。使中医失去了一次提出创新理论的机会，因为中医历来是在与疾病斗争中发展的。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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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广莘教授曾说过，中医是理论医学（D;西医是技术医学。）。也就是说，按照中医理论，应该能够应对各种疾病，包括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和艾滋病。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邀请民间中医王文奎下到艾滋病村查看艾滋病患者症状。我们课题组先后治疗九十例患者，效果不错。在一年半中，我们十多次到艾滋病村调研，发现共有八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顾及到艾滋病时，就前往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效果都很好。民间中医因为没有受到西化的影响，所以敢于辨证论治，所以就有效。可是我们的“国家队”从到坦桑尼亚治疗艾滋病开始，到现在十八年了，没有拿出一个很完整的办法。这些同志非常辛苦，也确实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办法，用的一些药也有效，但关键就是因学校教育造成的思路错误，总是跟在西医后面追赶，按人家的思路用药。在去坦桑尼亚之前就争论，到底是辨证论治还是辨病论治，最后结论是“辨病加辨证，以辨病为主”，
也就是说要按西医思路去杀灭病毒。中医不讲杀灭病毒，首先讲究保全自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家里来了贼，西医是兄弟姐妹人手一件武器，手榴弹机枪一起上，要消灭这个贼，贼虽然死了，兄弟姐妹也误伤了不少；中医是把厨房门锁起来，保险柜锁起来，让贼偷不了，打开门窗，拿个笤帚把贼扫出去。所以，中医治疗艾滋病人首先解决两个口的问题，即解决吃不进又拉稀的“出超”问题。能吃进去，又不过分排出去，身体就能好起来。虽然总体来看中药杀病毒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体内还有病毒，但他们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这就是中医学的目的。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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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广莘：十八年前我去国外治疗艾滋病，谈判的时候，对方首席谈判代表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带了一大批免疫学家、细菌学家、生化学家，一开始谈判就给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见过艾滋病吗?第二，你们带了那么多的中药，都做过抗HIV实验吗?我说，我来的时候，中国没有艾滋病，只有一例，是美国人，他到中国来旅游，得了肺炎，死于协和，后来诊断是艾滋病。所以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是你们要我们来治的。中医能不能治没有见过的病?能治。因为中医是理论医学。比如，放射病，我们不大见得到，但当年白俄罗斯核电站出事的时候，中医去治了八千多人：微波病，教科书上没有，但中医也能够治。所以关键其实不在于治什么病，因为中医本身不是治“病”的。第二，难道我要引进本来没有的HIV病毒做实验?另外中医并不是一定要通过中药直接抗病毒，可以通过动身体里面抗病毒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情。
今天很多同志提到了肿瘤的问题。我不是肿瘤专家，但我行医五十多年，肿瘤病人见于不少，也治好了不少，很多人的肿瘤都消失了。有人就问我，你用的中药里面有没有抗癌药物?我说没有。应该说，对肿瘤来说，西医不是一点办法没有。而中医也不能包打天下。中药的数量是有限的，但为什么能够一直有效?就是因为中医不是一条道跑到黑，证变，药也变，而西医往往是一直用到无效为止。生物体的最基本的能耐之一就是适应，适应了，药就失效，生物体还会变异，这就糟糕了。我们有一个例子，治疗儿童中毒性痢疾，用完全剂量的抗菌素，死亡率70％一80~／o,用六分之一剂量的抗菌素，生存率70％–80％。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全剂量的抗菌素把细菌都杀了，死亡的细菌尸体产生的大量毒素，使身体死亡。那么问题就是，你没有用抗菌素把细菌都杀死，是谁杀了它?机体嘛。解放大西南的时候，部队得了疟疾，没有足够的奎宁。怎么办?扎针。扎针能杀灭疟原虫吗?不能。为什么有效?调动六分之五嘛。所以中医药的传统是调动“六分之五”。一位病人治了两年的白血病，联合化疗的效果是，幼稚细胞只能降到40％，吃了中药，同样的化疗，幼稚细胞可以降到4％以下。所以中医还有增效的作用。我们中医并不想包打天下，但是在中国，本着“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的原则，把养生保健真正做下去，就可以摆脱疾病医学框架的束缚。医学应该驾驭技术，而不是技术统治医学，而我们现在的医生实际上退位了。中医有三大优势：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周围环境的能动性。这是应该发展的。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领导能够理解这“六分之五’。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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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五四以来，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革命”，中医的遭遇很有典型性。但就是五四时期，也有人说，在中国主张百分之百西化的人，最多西化百分之五十：主张西化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最终只西化了百分之十。革命结束这么多年以后，话语体系有些改变。我们现在在进行“现代化”，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可以冷静考虑一下。“改革”是重新构造，也有回复到原来构造的意思。再大的改革，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个三分之一就不得了了，所以本土的优势和资源还是要吸取一些。我看到一个说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很好地保留和发展了传统资源。这是我们谈论改革的时候所应该看到的很重要的问题。有两个改革的例子。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稍微简单地向原来的状态回复了一下，把土地使用权还给了农户，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另一个例子是江浙农村，那一带为什么没“三农”问题?很大的原因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可以称为新的江南士绅阶层，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资源，改革中要注意发掘利用，甚至不妨回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我从经济方面对中医的发展提两点想法。一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那么，中医在这样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变化面前如何应对?是否能在新产业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能否开辟中国人自己的产业升级的路子。或许目前对“中国要做世界工厂”观点的指责过于早了点，但我们总还是要考虑搞点自己的产业，别老是跟在别人产业升级的屁股后面。我觉得中医具有高等级产业的一些潜质，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关心生命和生活的质量了：二是现在社会分化非常厉害，差距拉大。这个时候，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是个大问题。但人们对现存的医疗体制怨声载道。有没有出路?传统的中医药能不能在低成本医疗方面想一些办法?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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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谦：怎么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关系九亿人的大问题。中药是由中医开出来治病的，但中医治疗的办法还有很多。首先是食疗、养生，这是解决“未病”问题的，另外还有砭、针、灸、导引……我们已经知道，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办法可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很多问题。而灸的方法，谁都可以学会使用。还有按摩等手段，对很多病都有效。这都是成本很低又很有效的治疗办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农村去。我们今年六七月要组织中医讲师团，把中医的非药物疗法推广到农村去。我们愿意和各方面合作做这件事。我们国家要建设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也希望这个体系将来成为全世界的范式。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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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今天讨论的是中医的问题，但和我们这些年来其他领域讨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中国面对的首先是文化自主性的问题，没有这个前提，什么都没有。即使经济发展了，如果意义系统没有了，人能干什么?中医的命运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到这些年中医面临两条压力：—是西医的压力，即科学主义的压力。这个压力，在知识上完全合法化、体制化，它贯穿在我们的学院，医院、卫生部、国家系统等整个权力体制里面。科学主义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的问题。在这些年知识界的讨论当中，大家思考现代化、批评现代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虽然现在这个声音还比较弱，但逐渐会大起来。第二个压力是市场和利益驱动。有用的药，如果不能赚取利润，甚至是只要不能赚取大规模的利润，药厂就不生产，这样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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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看法
中医学的日益萎缩引起中医界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深思和忧虑，特别是《嘹望》杂志、《南方周末》报关于祖国中医“55年零增长”的报道，更使他们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现象对于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医学来说，已经到了“非下破釜沉舟决心不可”的时候，不能再继续沉默了。
李可先生是我国当代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大家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尤擅长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才识超绝，医术精湛，并自拟处方三十多首。他的执着精神以及他把中医药学的发展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科学态度，在中医界受到很高赞誉，特别是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专门为李可先生题词，说“振兴中医须要有万千个像李可院长那样能用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症的人才。”
李可先生说，解决中医学发展中的困难，首先要从高层领导下决心。只有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下破釜沉舟的决心解决问题，“中医才有希望。”不然，“中医很危险。”李可先生说，邓老最近同我谈到中医的发展问题时说，“再过十年，会用中医方法看病的中医就没有了。”
李可先生说：“我今年76岁，邓老已是89岁高龄。我们这一代专家的责任就是在十年之内把中医引上正路。不然，后果就不好说，上层领导必须下破釜沉舟的决心。”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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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医魂全国大会（第二届）上的发言 2004年4月15日
作者：吕嘉戈
中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至今，其主要的方法就是以师带徒、父传子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均是名医辈出，则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教育方式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近90年来，由于新文化运动中否定中国文化的内涵得以蔓延，西化在中国教育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医学界，蔑视中医学、消灭中医学的行为一直在行政管理和教育体制上占据主导作用，使中医学在今天遭到了灭顶之灾。
从现今中医高等教育的西化或西医化的现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学教育如果再这样下去，真正的中医学将不复存在。这也应了古人的“同则不继”的论断，这种将中医学愈教愈没有的教育方式，反倒证明中医学自古以来的师带徒、父传子教育方式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现代中医学教育应该不是将中医西医学化，而是如何继承发扬。必须认真地从师带徒、父传子的中医学教育模式中吸取营养，扭转中医学教育西医学化的路线，否则，中医学将无法继承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均是名医辈出，说明了这种传承方式是中医学得以延续的根。近90年以来，即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文化的自卑感日益蔓延，西化成为时尚，在医学界，则是蔑视中医学，消灭中医学的行为和思潮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医从业人员与西医从业人员由解放初的3:1到今天的1:5，西医学高等院校与中医学院校在规模和投资上差距是无法计算的，而且，中医高等教育的西化，使中医从业人员的医疗技术已趋向西医化。可见，要消灭中医学的人是非常懂得教育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的根本，把住教育关，就能随着时间的进展看到他所支持和否定的学科的存在与灭亡。中医学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今天中医学的这种状态，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卫生部的官员就开始了否定中医学，从中医学的教育入手进行消灭中医了。这段历史，今天一定要清楚，否则，中医学的复兴就会成为空话。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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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中医学的态度上，卫生部从1949年一成立就带有偏见，当时的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和副部长王斌居然与余云岫的观点一致，要改造和消灭中医学。余云岫是何许人也，他是1929年废除中医学提案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1950年，卫生部以中医学只是经验而不是科学为由，在各个省设立中医进修学校，进行改造中医，就是让中医学习西医学，目的是最终革除中医。并用了断子绝孙的手段，将中医学最根本的教育方式－－师带徒给取消了。这就给今天中医学的后继无人状态埋下伏笔。
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中医座谈会上，贺诚说:“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全卫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先生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在余云岫关于处理旧医的提案中有了答案，为了让今人更多的了解余的提案，主要摘录如下（余将中医称之为旧医）：
“一。原则：（甲）略。
（乙）：旧医当然应当革除：旧医的学问是神话，古典哲学、占星术、观念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拌儿，所以绝不能吸收在新民主主义之下，当然非完全革除不可。
（丙）：旧医和国药应该分别观察，不可混同一起。
革除旧医学，就要发生二种问题，就是在现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 ’所谓中医’和他们作为治病工具的’国药’。国药有治病的功效，谁也不能否认。因此，反对革除旧医学的人们，把国药当做抵抗堡垒，将医药混同在一起，以为方药有治病功效，就是旧医的诊疗疾病有实力，也就可以证明旧药（医）学说不是虚玄，而是实性反应的，已达到’旧医不可革除’的结论。
（丁）：旧医和社会联系的现实不可漠视
……，所以革除旧医，应该通盘筹算，不能单单依靠科学的观点来解决。
二。登记：
将全国旧医悉数网罗，作一次之登记，以后不拟续补。就是说：以后绝对不再有旧医产生。但这一次登记，方式务取宽大，合格者一律给予开业执照。
……
（丙）：期限
因为只作一次登记，以后绝对不再产生旧医，所以要搜索周到，希望不至有所遗漏，就是登记期限宽裕，使乡僻边远有通知征录之充分时间，不致因仓促而致疏忽，今拟以一年为限。
（三）。训练
旧医登记以后，即宜加以训练，因为旧医的方术，实再太不合理，尤其是诊断切脉，三步九候，完全是虚伪的勾当。到了现在不能再容许以玄术欺骗民众，应该教他们练习听诊，叩诊等简易的诊断法，简易的各种化验法，和其他诊断上重要的简易的各种方法，俾得略窥病之梗概，以粗定治疗休养之方针。
（五）。劝戒
青年旧医之中，往往有初中教育以上程度，有学医志愿，因经济关系，不得已而习旧医者。在训练时期，也可以看的到他的知识程度。真有优秀分子，认为可以深造的，可以送他到医学校去。
训练后，要求他们尽量把科学医理，对大众宣传，不许再用五运六气，三部九候的谬说，蛊惑大众。以期改变民众对于医学上错误的观念，同时可以减少提高民智的阻力，使容易发生信心。变换旧习，经这样训练后，旧医就变成新的工具，政府就可以量才使用了。”
同时有东北分会的提案，其中对中医第二项第二条如下： “ 采取不发展的方针禁止招收学徒（但不明文公布）。”
华东分会的提案中有如下条款：
“（一）。案由：关于中医的团结与改造案
二：新的中医似不应再继续产生。对现有的中医应如何予以登记，再按照程度的不同分别设置进修学校，或采取业余进修班的方式，予以学习机会。”
在1952年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中医座谈会上，贺诚讲到：“关于中西医名称问题：西医名称本来就不通，不能说科学只是西方才有；保存中医名称也不一定妥当，外国人如果掌握中医技术，则这种技术也就成为其本国的医学。以中西医名称与’新旧医’名称相比，后者还比较科学一些。”（按：可见贺诚完全与余云岫一样，将中医视为旧医）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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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摘录可以看到，卫生部一成立，就开始从中医学的教育入手，将其师带徒、父传子的教育方式彻底根除，让中医学后继无人。50年过去了，这个消灭中医的恶果就要成熟了，中医在失去了师带徒、父传子的传承形式下，就要被消灭了。为保卫中医，必须起来争取胜利。
虽然在1953年，毛泽东发现了中医的问题，及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同时号召各个省第一把手要抓中医工作。此时，江苏省率先开始扭转中医的路线，冲破阻力，将中医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班，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第一批中医教科书，培养出第一批中医高等教育师资，以后并用此教材和师资，在卫生部中医司主持下，创办了第一批五所中医学院。但是，中医司没有教育大权，人事大权，无法左右中医的教学方向，并且，师带徒、父传子的方式在公有制下无法实施。近50年来，教育出的中医学子，已经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西医化。
根据这个历史经验，现今保卫中医学不致灭亡的主要措施，首先就是要提倡和推动老中医带徒，恢复中医学传承的法宝－－师带徒、父传子的教育方式；其次，改变现今中医高等教育中的西医化课程，重新使用第一套或第二套中医教材；加强中医专业经典著作的教授，取消外语作为中医学专业的主科；制定中医师带徒、父传子出师后的鉴别法规；承认民间中医的学术地位；尊重民间中医的医疗效果，并能及时普及和推广；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地位。
最后，就是希望国家政府能看到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脊梁，不能再让西医统治中医了，呼吁政府将中医和西医在行政上分开，中西医各自独立管理，这样才能使中医真正在没有西医的干扰下得到发展，使二者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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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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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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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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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戈：我们学习中医学，大多学生一般认为只是治病救人而已。其实不然，中医学除了为人治病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由此，它表现出与西医学不同的医疗思想，即：中医是在治疗得病的人，西医则是在治疗人的病。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故我们每一个学习中医、即吃中医饭的人，腰杆要挺起来，不要被西化或西医化的观点左右，而丧失了作为中医学涵有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个性。
由于现今中国文化被西化的程度，大多中国人已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一般只以为京剧、民俗等等形式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其实，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民俗，虽然属于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们只能说是这个民族及文化的外在的”装饰品”，而文化真正的内涵，则是指导它创立的哲学方法。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也有着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并且它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形态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则是与指导创立它的哲学方法分不开的。如果现今在中国的西化进程得逞，则意味着中国文化将全部失落，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世界文化的悲剧。所以，我们一定要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用中化去抵制西化。中医学在中化的道路上，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按道理，在中国实行中化应是无稽之谈。然，在现今中国西化的现实，不实行中化，中国文化就有失落的危险。在中医界，尤其是对中医学的高等教育，西化或西医化的程度已高的惊人，五年下来，真正中医学的精髓，临床上的应用并未继承下来，并未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师。改变这种西化的状况就是要实行中化：即对中国文化进行复兴。这中国文化的复兴，实际上是以普及和教育为主的对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
中化是全方位的。作为中医学的学子，则应该成为中化的主力军。现时对中医学不是实行现代化、科学化，而是继承、发扬。现实西化的结果，使得中国文化中许多优秀的内涵失落了。有些内涵的失落是无法再现的。像古建筑学，各地都有大量古建筑留存着，但是它的灵魂－－设计思想、计算方法、施工技术和工艺，基本上已经失传。中医学如果不改变现今的状况，也将会像古建筑学一样：汗牛充栋的医书在图书馆堆放着，可学习中医学的人却看不懂也不会用中医的四诊八纲治病了，现在中医学复兴还有一线希望，如果真到了失落的状况，像现在这样大声疾呼也将毫无作用。中国人只好看着自己民族的宝贝丢失，中医学的神奇疗效将成为传说。中医学如果失落，这个损失对中华民族将是致命的。
故，我们学习中医学、准备从事中医的学子，一定要有复兴中医的报负，坚决地走纯中医的道路，坚定自己的民族立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被西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医界人士应该更为清醒和勇敢实践的大事。有了这个目标和方向，和对中国哲学方法进行普及、提高的具体措施，就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中国文化复兴之大业，奠定中国文化在中国教育以及各个学科研究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战略。没有中国哲学方法这个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无法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的。而中医学又是整个中国文化复兴中最重要的学科，故中医学要在这场文化复兴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否则，中国文化复兴就会是一句空话。
如此看来，中国文化复兴，我们中医学的学子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以学习、掌握创立中医学的指导方法来学习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复兴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内涵，这就首先给我们中医学的学子提出了学习方向。
中国哲学方法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思维方式。方法论提出原则，思维方式给予具体解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方法论是整体观方法论，其原则是：从宏观上把握事物；思维方式是形象整体思维，其思维过程主要有三个：1。取象比类方法；2。形象化方法；3。尚中合和原则。
中国哲学方法中最难把握的是形象化方法。在此略介绍如下，其它的内涵可以看拙著《中国哲学方法》。
形象化方法是中国文化以及语言中最常用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在汉语中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自古以一直未受到重视。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这种形象化方法，西方人根本不懂得它，故把形象化方法叫做东方神秘主义。现今中国文化的西化，中国人也在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也不懂了。例如，将阴阳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说成是五种元素就是不懂形象化方法的证据。
形象化方法虽未被古人当作一个方法加以认识，但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此是有论述的。其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用非常二字将形象化方法点破，将道路的道形象化为形而上的道，即宏观或哲学方法，非常就是指形象化方法。这样，对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也可以用老子的方法说”金可金，非常金；木可木，非常木；……”，只有真正认识和体会到这个形象化方法，才能真正体会出中国哲学方法以及中国文化的韵味。
最后，希望中医学的学子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努力学习中医学的精髓，抵制西化，积极投身于中化的行动中去。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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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流秀
苟利人天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 致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的 公 开 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成立以来，成为迄今为止全国中医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因此，尽管在前早有朱良春、邓铁涛、任继学、颜德馨等教授已多次呼吁而“收效不著”和李今庸同志愤世嫉俗难挽狂澜而“徒呼奈何”，我等黔、渝两地部分岐黄医人有鉴于当前中医药在基层各地惨遭严重歧视、排斥、压制、打击和肢解、异化等残酷境况，不论贵贱尊卑，不论科班与否，也不论老中青年，仍然就此联名上书。忧心如焚之意，拳护国宝之心，希望纳听！
一、祖 国 医 学 拯 人 不 死
祖国医学即岐黄中医，是与作为西方传统医学的西医绝然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各自掌握了同一真理的不同一面，互有缺陷和优长，而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样的。自清末西医传入中国之前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都是依靠中医来维系，从那以后百余年迄今，西医对人们战胜疾病、争取生命也确乎有其令人尊敬的突出贡献。但是，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和西药的普遍滥用，西医在继续拥有某些优长的同时，更充分暴露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端。相反，中医却越来越显示了自身的优势。中医的外科的确已不是所长，但不开刀照样可以治好不少西医非手术不可的大病；中医治慢性病向为所长，但同样也能迅速救治不少重危急病。我们作为基层第一线的岐黄医人，自身的医疗实践告诉我们，祖国医学确实能拯人不死。仅举数例，足见一斑。
1、（略）
2、（略）
3、（略）
4、（略）
二、祖 国 医 学 历 史 遭 遇
祖国医学拯人不死，是我们自信地运用一整套中医药科学理论体系的必然结论。但是在民不聊生的苦难年月，“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缘何又出现“华佗无奈小虫何”？其实“华佗”并非“无奈小虫何”。民众积弱，政治黑暗，国将不国，岐黄医人自身难保，又怎能去“奈小虫何”？一些政治改良主义者，特别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激进革命家，要清除绊脚石，不免矫枉过正，不问青红皂白，把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岐黄医学也一律视为旧传统、旧文化而彻底打倒。中医遂从根本上碰上了惨痛的历史遭遇，至今未免不幸。
1、中西难通使中医废医存药。
（略）
2、尊西罢中使中医死里逃生。
（略）
3、明扬实抑使中医有苦难言。
（略）
4、自我从属使中医名存实亡。
（略）
三、祖 国 医 学 现 实 处 境
历史的积淀和惯性，力量是巨大的，加之遍地西医院、满地西药铺的强烈刺激，使中医药决策界对中医的认识无形中形成了严重的巨大偏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本是中医振兴的最佳时机，可身居高位者虽试图力挽狂澜，由于没有激发全体岐黄医人的觉醒，终成曲高和寡。争未彻底，热闹了一阵，又偃旗息鼓。另一方面，固也不乏名老中医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可大多又是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细雨和风，小心过度，缺乏疾风暴雨似的震撼力度，收效不著，徒呼奈何。而今，更可痛心者，身居高位本欲挽狂澜于既倒的人或已仙逝（如崔月犁），或已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如吕炳奎）；而当年痛心疾首、心急如焚的老一辈医家们又相继都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自顾尚且不暇，哪还有心力过问其它。于是在口头重视，表面繁荣的底下，“万马齐喑”，祖国医学的现况处于绝境。
1、整个中医惨遭歧视排斥，使得后继乏人。
（略）
2、主流中医惨遭异化解体，使得后继乏术。
（略）
3、个体中医惨遭压榨限制，使得萎缩不振。
（略）
4、民间中医惨遭打击取缔，使得堙没失传。
（略）
四、祖 国 医 学 管 理 建 议
诸国本同志在1992年的一篇《建设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管理体制》文中道：“两种医药学发展的历史差距仍然使西医药具有压倒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在学术上。学术民主毋分优劣，而是在行政控制能力上。”祖国医学将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绝境？我们认为，关键在于要具有完全独立行政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机构的具体管理方式。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1、争取完全行政独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既然定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何必又和卫生部“分工不分家”，非得拜托卫生部代管？管理局最高领导由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兼任，难免使管理局始终只能成为卫生部卵翼下的附庸。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下达的《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机构的通知》指出，成立中医管理局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工作，提高中医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医事业和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为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从通知精神来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理当为全国中医药行政管理名副其实的最高机构，而管理局局长也理当是一位有大魄力、德高望重、享有极好口碑的岐黄医人，并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中医药学会选拔产生。
2、努力完善行政体系。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就是要象西医卫生行政部门一样上下对口，精简机构不应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位截瘫的理由（现在看来，更多别的机构不仅未能精简，反倒还有增加，更显臃肿）。否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无异于一个不伦不类的畸形瘤子，徒耗国家财政，应当手术拿掉，让官僚们全部下岗。故此，理当努力完善三级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省级管理机构，看来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陆续组建，但县级机构，全国尚为阙如。这不利于中医药行政的上行下达，一以贯之。应当急速办理，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相应，千万不能再让西医卫生行政部门“顺便”代管中医药事务了！
3、认准规范扶持责任。中医药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责任应是对中医药的宏观规范和具体扶持，没有歧视、压制和异化主流中医的权利，也没有轻视、限制和取缔民间中医的义务。管理机构是主流中医和民间中医的服务机构，是全体岐黄医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娘家和靠山，不是各级官僚们争权夺利、沽名钓誉、谋求一己之私的地方。除了公务员，主要官员都应从中医人中提拔，且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千万别招揽外行进来，尤其是那些由衷地蔑视中医、不承认中医、不以宗教感情热爱中医者，更可拒之门外。
4、切忌机构臃肿人闲。中医药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应当精干，一人顶仨，让不多的官员们大有献身累死的感觉，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亦然，免得人多人闲人浮于事，茫然大叹没事干，而有机会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导致神仙打架，中医药遭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如今是否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比如主要领导们有的懒得干事，终至不会干事而乐得对下边中医药问题不闻不问，抑或各自去主编或主管一份雷同杂志，以示“管理”。主编或主管杂志未始不可，但官方杂志有一份并全力办好就足够了，比如《中国医药学报》（此《学报》办得实在很糟糕）。其余杂志理当由各地“民间”去主办，比如各省市自治区中医药学会自办，各中医药院校或研究院所自办，诸如此类。同类杂志也用不着办多，多则未免江郎才尽，滥竽充数，只要看一看自鸣得意的某一家《中医药学刊》2002年最末一期的编后词是如何由同一主编“轻车熟路”地从年头第一期编后词克隆脱胎而来就明白了。
总之，我们上书决非头脑发热，空穴来风。逆耳之言，终利人天。万望纳谏！
联名上书为中医，应邀赴黔代执笔.
苟利人天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固知权威呼在前，徒叹奈何全枉然.
我等谏言更无用，断头蹈海难破天.
丹心一片莫退转，岐黄维系赖中坚.
公开信成半成品，与时俱进待机缘.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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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全国名老中医专家临床经验高级讲习班”
名老中医的忧思
邓铁涛：千万莫做“泡沫中医”
从老中医们的嘴里多次听到一个词，叫做“泡沫中医”。记者追根寻源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铁涛。
“这个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今年85岁的邓老依然快人快语。“什么叫做‘泡沫中医’？很简单，就是在五颜六色的表象下面，已经没有了中医的内涵。”
邓铁涛对记者也对前来看望老师的几位晚辈们说：“现在中医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从中专、本科教育到临床教学医院、研究院，从学士到博士，从医士到主任医师，从助教到博导，西医有什么我们也都有。实际上，中医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很多，最要命的是，一些中医院校教学脱离临床实际，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在有些中医院校里课时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成了选修课。有人甚至误认为，怎么能拿1700年前的《伤寒论》当教材？殊不知，当今的美国西点军校正在研究《孙子兵法》，四大经典是中医的精华所在，纵观历史，所有名医都是在熟读经典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科技发展，才有所发明创造的。
“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靳瑞教授20世纪80年代到法国公开表演‘烧山火’、透天凉’针灸手法，使已不能舞蹈几星期的女演员重返舞台，让法国人看到了中医针灸的奇迹。可是我国现在的针灸师能掌握针下凉、针下热之手法者能有几个？考考有的中医毕业生，连10条名方都写不全，这不是‘泡沫中医’是什么？放眼世界，美许多州都已把针灸治疗纳入医疗保险，澳洲、加拿大、泰国等纷纷举办中医教育和中医临床机构，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德国办的医院，求医者要排队等候数月。21世纪中医将大步走向世界，届时就怕我们派不出真正有素养的中医!”
李今庸：中医课程不突出，教出的是“两个半瓶醋”
反思40多年中医院校教育，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李今庸强调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临床能力：“院校出来的不少学生临床动手能力差，关键是没有领会中医精髓，丢掉了中医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不能根据每个具体病人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病万变药亦万变”构成了中医药学<辨证施治的特色，李今庸痛心地说：“中医院校中有许多教师没有临床实践经验，只会照本宣科，无法以活生生的病例和自己的<辨证论治体会教给学生。课程设置中西比例相差无几，经典著作可有可无，结果培养出的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两个半瓶醋’。”
李今庸寄语青年一代中医，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传统优势，还应积极吸取现代科技成果，借助现代一切检查手段来延伸感觉器官的作用，扩展中医药学望、闻、问、切的“四诊”，以认识人体深层的病理变化，坚持在“不被已有的结论牵着鼻子走”的原则下，积极进行创造性劳动，找出新的规律，从而发展中医药学的<辨证施治。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坚持保证和提高临床疗效的原则，切切注意不要丢掉了自己的活的灵魂。
张灿：“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灿从事中医医、教、研工作50余年，耄耋之年的张老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为的是给后辈学子讲讲自己的临床体会。
“我年轻时在农村行医，一位50多岁的男性患者来看嗓子疼，我发现病人的嗓子没有红肿迹象，于是便问病人是否还有其他病症，答曰小便淋漓已有数年，据中医理论诊断病人为虚火上炎，导致嗓子疼痛。于是开出治疗肾虚的方剂，病人服下几剂后不仅嗓子不疼了，小便淋漓也治好了。中医的高明之处就是以人为本，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现在我们年轻一代从中医思路、方法上丢得太多了”，谈到中医的生存发展，张灿指出，“中医如果不提高自身素质，疗效不断下降，被取代是迟早的事。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我说是‘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没有疗效中医不可能历经五千年而不衰。只有不断提高疗效，才能站稳脚跟。”
任继学：警惕中医院西化倾向
几十年的中医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多少中国的名中医？长春中医学院终身教授、硕士生导师任继学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教学实习医院的办院方向问题。
“目前有些中医院正在日趋西化，西药的用量远远高于中药用量。这里有经济利益问题，有院领导指导思想问题，也有一些中医对自己没有信心的问题。教学医院的学术氛围和带教老师的思维方式对实习学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不难想像，一个自身对中医没有信心的带教老师怎么能够带出中医临床本领过硬的学生来。”
任继学认为：“作为中医医院的院长，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医院一定要姓中。”任继学说，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中医院里，尽量用中医、中药、针灸、按摩等手段，把各种各样的病人治好。我们不排斥西医，但必须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并用，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
焦树德：在传统中能进能出才能创新
80岁的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焦树德在学习班上结合自己治疗急难病的实践，给学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临床病例分析课。
焦老告诉学员，要想取得治疗急难病的良好效果，医生必须深入研究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适当吸取近人的研究成果，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才能提高疗效。万万不可只根据症状凑合几味药，或硬套西医病名，对症处理，这样<辨证论治的水平就不能提高，疗效当然也不会提高。
“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焦老介绍，从周秦到明清，都有治疗急难病的文献可考，历代均涌现出不少治疗急难病的医学专家，并有许多高深理论，所载方法简练、疗效卓著的急难病诊疗专著流传至今。年轻人要学到中医精髓，必须真正钻进去熟读经典，又要能够跳出来，将其灵活运用到临床实践中，才能成为一代名医。
焦树德在讲习班开幕式上对150多名中青年中医学员说：“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子真心愿意做你们这些21世纪振兴中医栋梁们的上马石，我们真心愿意看到江山代代有名医出，中医药事业不断得到继承、发展和创新。” (4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