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谈中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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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A
陈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可能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值您来香港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之际，赠一册，请指正！同时送上今年撰写的《中西医配合清议》与《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二文。另外也送上陈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对照参考。您此次来香港，时间安排紧促，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为了您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有充分、冷静的思考空间，谨以书面形式谈以下几点，容以后有机会时，再共同讨论。
第一，关于口号和求真务实。
关于“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口号，这些年实在太多了。老口号、新口号、大口号、小口号连连不断。似乎推进中西医结合，就只有靠口号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团结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口号有：“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中西医结合没有终点，中医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态的风格和魅力”；“协同奋斗，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多元创新，有新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多赢”；“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挑战未来”；“努力实践，提高疗效，造福人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一些帽子”；“中医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疑惑、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中医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的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地洒脱前进”；“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建构’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永葆中华医药文化常青”；“创制新型复方，走向世界”；“现代创新模式”；“独到高招模式”；“并用互动模式”；“不封闭、不排他、和而不同，继承发展，共同为繁荣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作贡献”……
以上这些，完全是口号，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号！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口号，因为口号常常是上级行政领导号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什么”的一种方式。然而，专业人员在科学问题上，没有制造口号的职责和必要。譬如“中西医结合”，它原本始于上级行政领导提出的一种号召或口号。而专家则应当在充分研究或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不再是一天听不到口号，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更应当知道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靠口号来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西医结合”上的混乱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须冷静反思；现在最紧迫的责任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中西医结合”做出一个符合中医与西医科学原理的、准确而又规范的定义（或解释）来。只要学术界理解和接受这一定义或解释，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为。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责任重大。与其用口号鼓动、宣传大家，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做”，说“风景这边独好”，倒不如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定义来。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解决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会如影随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关于“二”和“一”。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人类医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西医结合”定义时的首要问题。近一百年来，人们多是把中医学当作一具尸体来解剖，企图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从中获取西医可用之物。或者人为地认定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疗法，否认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不管是英、美、德、意，还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个主流医学”；“中医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强调中医特色与优势，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复古寻旧”，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所以，“还想成为主流医学，这样是行不通的”(吕维柏先生语)。这些观点，其实是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可以不要了，“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按照这些观点，中西医结合的根，便被中西医结合界自己亲手挖掉了。既然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主流医学”都是西医一家，那么，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从经验的中医中将可用之物拿到西医里去，不就行了吗？如此可见，“结合”从“一”而开始，到归于“一”而告终。那么，被称之为的“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其存在的土壤和价值，究竟在何处呢？如果“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医的经验，“化”到西医体系之中了，中医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中西医结合学会”2001年迎春联谊会上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又应该做何解释呢？
您也许知道，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从1993年12月在中国《科技导报》发表“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时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经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时候，本人就曾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接着于1995年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和“论中医学的定义”两篇文章。而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做的定义的同时，也研究了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正如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一文中所说：“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再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当这三个定义为学术界所理解和承认时，便无可争议地填补了我国医学辞书的几个空白。我一向说话谨慎，但“填补”二字，相信没有夸张。
当年仓颉造字，每一个字造出来时，必然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意思。后来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自然要首先以定义的形式对其内涵加以规定。因为科学研究就是理性思维，而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倘若一个概念出现之后，长期没有对其内涵加以规定，由此所进行的思维，只能用“混乱”二字来概括。“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提出来近50年了，其定义至今还在“探讨”(陈士奎先生语)之中。而且就连这种“探讨”，仍然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问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沈自尹先生语)，没有必要“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而争论不休（见《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4日）。提出这一观点的竟然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在“中西医结合”没有定义的前提下，持这一观点的他，竟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院院士多年了。科学历史会说话，到时候真不知道将如何交待！
第三，关于“配合”与“结合”。
在从科学的层面上，理清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医学在技术、经验层面上的配合关系。把两种医学从科学层面上合二而一，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史的比较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性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也解释了这一点。本人在2000年发表在中国《科技导报》上的“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从中医和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了论证。接着在“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杂志2004年第2期）一文中，从亚里斯多德“形质论”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陈士奎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所做的“定义”，真可谓见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学科分类和定义的一般常识。其二，他分明缺乏逻辑学常识，却要玩弄逻辑词汇，结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并没有从科学层面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认真深入的中西医比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结构实体的人，而没有信息（状态）实体的人；他所认可的始终是还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无视系统（综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认的始终是以具体概念描述的西医的知识体系，而无视以类比概念所揭示的中医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他完全站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方法、标准一边，没有顾及中西医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式”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理解中西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关系。
在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上，本人有一种体会：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今天，就必须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则，必然陷于肤浅或茫然。人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科学（理论）基础，但是，《黄帝内经》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识基础之上呢？不知《黄帝内经》之前的文、史、哲，则对《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科学基础，注定理解不深。须知春秋-秦汉之际，是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决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点。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厚积淀，岂是“复古”、“落后”几个字可以了结的吗？倘若陈士奎先生不是把中医学作为西医观点下的尸体来解剖，他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所提的“定义”，必定会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与讨论。
我们都是长期搞学术工作的人，深知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不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都需要我们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从“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干扰学术讨论的做法，早已是历史的陈迹。用这种做法干扰学术讨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读过近来《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一组文章后，有人建议我写一些反驳的文章。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没有阐明自己，也没有说服别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医结合”认识上的科学（理论）贫困。本人从那一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医结合”在科学理论上的危机（或危险），比中医当今的处境更为严重。中医的问题是，其理论的科学性被“近代科学主义”所尘封，所蒙蔽。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它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科学推敲，至今众说纷纭，而又抓不住科学的支点。
早在30年前，赵锡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中西医要结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医，什么叫西医。所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选择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动力。这几年，本人在浸会大学讲过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内科五门中医主干课程，又在系统研究中、西医发展史的同时，系统地复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所以在浸会大学新开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全课程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共14个专题。我以为，这门课程对理清中、西医的历史与特点，是十分有益的。其实，这门课程也正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或配合时，所必须的。为了人类医学的共同事业，为了中、西医的繁荣发展，如您认为可以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上连载，请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讲稿。
此祝
冬祺！
李致重谨此
2004年12月12于香港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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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亡的边沿，突破的前夜
彭佩云副委员长：您好！
遵您所示，寄上近作《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检讨》一文，请一阅。去年九月及今年二月曾寄您《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两文。这一篇应该是为中医临床疗效问题的“诊脉、处方”，也可称之为以上两文的姊妹篇。
另外附上《当代中医的自医》、《不尽言谢》、《邓序》三文。前一篇是本人即将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的“前言”，概要谈了当代中医学术衰落的主要表现与原因。第二篇是《中医复兴论》的“后记”，记述了与本书有关的话谢和本人的心路历程。最后一篇是邓铁涛老先生特为本书写的序文。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执教已经两年半时间了，还要接着再做下去。两年前我在国内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算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吧。虽然没有走出国门，毕竟可以说是“出家人”了——丢下了往日的羁绊，争取到一点读书、思考的机会。不过对于中医这一不断衰落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我的心永远不会“出家”的。
正像当年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对世界能做出贡献的，也就是中医了。可惜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被高唱“现代化”畅想曲的愚蠢的现代中国人丢得差不多了。尽管为中医建的高楼还在，书和人都在，琳琅满目的中药也正冲斥着市场，然而中医学术，尤其是原汁原味的中医基础理论几乎被丢光、或者成为口头上的摆设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根本”就是中医基础理论。根本不固的“繁荣”，如果不是裱装出来的张贴画，也一定是表面性、皮毛性的，或者丧魂落魄的躯壳。
造成中医学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现在看来至少有１０个方面。
第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一百多年来，国人在异族的坚船利炮之下骨气锐减。对自己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或者数典忘祖，或者一批再批。自己越是变得好象无根的浮萍，便越有勇气把历史辉煌诬为“落后”、“封建”。在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上，至少是这样。
第二是“近代科学主义”。以近代物理学、化学、数学为基础的还原（分析）性科学，代表着近代科学的潮流。以近代还原性科学的观念、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的唯一信条和至上标准，即近代科学主义。而以现代医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来评判中医、来研究中医，则是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所以，“中医西医化”一直是一百年来带在中医脖子上的枷锁。它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相比，只不过“西化”中医的不同版本而已。表现在中医学术问题上的这种思潮，便将“中医按照自身科学规律向前发展”的正常道路，长期被视之为“不可行”、“不科学”的落后做法。
第三是方法论的扭曲和贫困。一方面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里，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医赖以建构的阴阳五行学说，统统被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代系统科学方法的出现，虽然使一些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现代科学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醒悟。这样以来，便形成了近代中医学术发展中“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特殊现象。直到现在，中医界竟然没有给“中医药学”这一标志学科特性的总概念，界定出一个达到共识的现代定义来，就是这一“扭曲和贫困”的真实写照。１９９５年本人曾经从学科的角度给“中医药学”下过一个定义，至于正确与否，尚有求于学术界批评指正。然而在“中医药学”这一学科总概念的定义上，符合科学和逻辑原则的第二个说法，至今仍然没有见到过。方法和方法论是各门科学发展的“强大发条”，方法论的扭曲与贫困，中医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真正活力”。
第四是具体做法与大政方针相悖。“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不断总结中医工作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国家为了保证中医的健康发展，逐步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条款，卫生事业上“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都是在承认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的前提下，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大政方针。但是在民族虚无主义、近代科学主义、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一百年里，中医学术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医工作，一直处于“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两难困惑之中。如果不去发扬学术民主，不在广泛、深入的学术争鸣中群策群力地努力寻求中医发展的出路，而是由少数管理者包办，或者为“维持权位”而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矛盾中忙于“维持平衡”，那就使中医工作不可避免地陷于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悖的局面。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宪法》认为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那么中医学术的发展为什么要以西医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为标准呢？中医的管理是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国家为中医工作制定的大政方针呢，还是继续沿袭过去的习惯做法泥？这种相悖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中医教育、科研、临床、管理等具体工作上。
第五是“亦西亦中”的中医教育。中医教育首先忽视了“中医学知识结构体系”这一根本性的前提，所以在“课程设置”这一核心问题上，便失去了决定性的科学依据，长期陷于难以自拔的盲目状态。中医学院里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的比例，大体是7：3—6：4。而1／3左右的西医课程，主要是西医基础医学的内容，这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来说，将作何解释呢？中医临床医学是建立在西医基础医学之上的吗？
第六是“西体中用”的中医科研。“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相对，是２０世纪早期一些人在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上的一种观点，即主张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其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作补充。４０多年的中医科研工作，一直困守着“西体中用”的研究方向，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体”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以怀疑或不承认中医之“体”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这就注定了它的最好结果，只能是从中医学里为西医捡回去一些支离破碎的可“用”之物。这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来说，丝毫没有可取之处。
第七是“日趋西化”的中医临床。“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朝着早期依靠经验而不是理论的临床方向大踏步地倒退。这种状况不改变，临床中日趋西化的问题将无法逆转。
第八是“以西代中”的管理。中医事业的管理必须以中医管理科学为基础，而中医管理科学则必须以中医的科学原理为根据。国人呼吁多年的国家“中医法”，是保证中医健康发展的大法，然而至今未能出台。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医对自身科学原理的表述还未达到足以令“多数人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则因为社会上“近代科学主义”的思潮仍然十分顽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管理上的“以西代中”，似乎就是无可奈何、难以避免的了。对于中医临床医疗事故的评判，至今仍然以评判西医的法规为依据。这一长期不变的事实，已足以说明在中医管理上“以西代中”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第九是固步自封的行政保护。上述八个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当今社会上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事业发展中极少见到的。所以，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承认中医管理的困难性和特殊性。然而，中医界多年来也流行着两个颓废的说法：即“成绩是主要的”，“不要争论”。前者是文过饰非，安于现状的口头禅；后者则是错用了处理具体社会问题的特定说法，来限制学术民主，取代“百家争鸣”的做法。这种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也小心谨慎、不敢放手的状况，在中医界上下各部门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状况可能出于中医行政工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中医工作上不应有的颓废现象。
第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十多年来，中医、中药方面的拜金狂潮愈演愈烈。在中药方面，从“保健食品热”、“保健药品热”到整个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伪劣假冒产品冲斥着整个市场。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当着人们有病而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掌握医药的人却乘人危难而牟取不义的经济利益，这是连伦理也不能容忍的草菅人命、谋财害命的双重犯罪行为。孟子曾有明训，“上下皆征利，其国危矣”。由此对中医造成的损害，对社会道德、公正文明方面所造成的连索反应，切切不可等闲视之。中药的伪劣假冒问题，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原料、配方、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不合格；其二是“科技伪劣假冒”品，即在研究思路、选题立项、成果鉴定、新药评审等环节上严重背离中医药科学原则，以科学名义推向社会的伪科学产品。所以，防止伪劣假冒医药产品，首先要从肃清伪科学入手。
直到今天，全国在“中药”和“西药”这两个最基本的科学概念上，对其定义仍然没有形成共识（本人曾于１９９８年在《关于“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与建议》一文中对“中药”与“西药”的界定做过详细论述）。而大减大叫十多年的“中药现代化”，其实就是“中药西药化”。所谓的“中药西药化”，也只不过是从化学结构十分复杂的中药里提取西医认为的一、二种有效成份，由此从中药里被丢掉的却是西医、西药理论所不能理解的绝大多数。如此执着地“化”下去，到底被西医所理解的有效成份能够“化”出多少来，这里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中药理论，从此则被“化为乌有”了。那时候，中医面前没有中药可用，它还会生存下去吗？如此荒唐的“中药现代化”，令人生畏，令人可悲！由此说来，中医药学术上最使人担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当今“官僚加无知”所造成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学，即将毁于这种“官僚加无知”！
我所以孜孜不倦地为中医而鼓呼，是因为：其一，中医是中国科学史上真正成熟、完善，独具特色的一门科学体系，这一点已为长期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其二，西医学在其反思中，正在呼唤着传统医学的互补，而中医是世界传统医学中最成功的一家。其三，中医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医药就将成为中国独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在中国经济上举足轻重的知识经济产业体系。其四，中医的复兴是推进中华民族在文化、科学、经济、社会以至民族精神等全面复兴的突破口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重要方面。
彭副委员长，上面向您谈了这许多困难和问题，其核心意思在于：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动力。用我几年前的一句话讲：“中医正处在即将消亡的边缘，也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这是指中医现在的状况而言的。它同时在说明，中医目前所面临的优势不容忽视，如果抓住机遇，中医完全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突破，走向复兴。现在，实现我国中医复兴的优势是：其一，国家的《宪法》和新时期“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已经为中医的复兴确定了方向。其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防病治病，需要中医药。其三，历经数十年的困惑之后，中医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中医学术的特色与特长，认识到中医学术在中医事业发展上的决定性作用。其四，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利于冲破“官僚加无知”的束缚，通过更新体制、解放科学，中医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生。
彭副委员长，请原谅我一拿起笔就给您写下这许多！前面已经向您说过，我是“出家人”了，对于个人的名利，我一无所求。您很关心中医的复兴和发展，因此衷心地希望你们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参与到拯救中医的伟大工程中来，为人类的健康而造福！只要中医能够复兴，我们个人也就于心无愧、无憾了！
专此，恭祝
夏祺！
李致重谨此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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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和西医药学（即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这两种体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原理，是两种医学的核心，所以本文讲的中、西医，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
“通约”一词的原形，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与“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然后加以计算；接着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使其化简。近年来，学术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便说“两者可以通约”。当然，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本文旨在说明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 来进行讨论。
一、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
１．关于“科学”的含义及科学态度
“科学”一词的本意即“知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２．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对此，《易经•系辞上第十二》的说法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上与形下，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于是，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称“后物理学”），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它与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多系形上类；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或分析性科学），多系形下类。
３．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实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质的“运动”，或运动着的“物质”。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手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物质的“运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即信息、状态、现象及其它们的变化。社会、历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气象、物候、生态、生物进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运动着的“物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即逐步达到了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在近代，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综合性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分析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
４．关于“人”的定义
中国古代有浓厚的“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 其实，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后经圣托玛斯•阿奎那认定的关于“人”的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理性”、“动”、“物”。除“理性”为人所独有外，其中的“动”，也是任何“物”无与伦比的。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立体”—;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从和谐出发，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中医学理论的奠基巨著《黄帝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神明”为其“君主”，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不谋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这个有“理性”的“形上”的“动”着的“物”，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
５．关于“近代科学主义”
18世紀以来，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也产生了一种“潮流性误解”。 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错误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关。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 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并且, “科学”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因此在当代，人们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解释、改造、非议形上科学、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一再警示人们的“近代科学主义”。尽管如此，“近代科学主义”仍然占据着潮流，并引导着当今的“技术疯狂时代”。面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觉醒，在我们讨论中、西两种医学关系时，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真诚面对的又一个大问题。
６．关于“学科”的要素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借助语词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为此，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对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
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之学，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变化之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长寿，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治病。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因此，摆在中、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回答医学家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的理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医学家面对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活的整体状态的人，组织、器官属性的人，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所谓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两个方面。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取的，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学中的“证候”。而生理性的状态，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所见的表现，《黄帝内经》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态、候等，其实也是证候。故《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说，中医学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证候的显现，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其一，社会的安定与战乱，文明与落后；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饥饱劳逸、荣辱炎凉等等，都会塑成肉体和精神的个体特性而表现在证候上。其二，自然的环境气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阴阳晦明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在证候上显现出来。其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爱好等，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其及太过、不及情况下的证候表现。其四，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素体的盛衰强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决定了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他在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影响下, 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医学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以证候为联结点，使之融合为一体。
其二，“证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换言之，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活的整体状态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证候的形上的特点，也就无所质疑了。
其三，中医通过证候，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就是说，中医的证候，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都以各种不同的脉、舌、色、证表达了出来。
其四，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在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中医诊断那样，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动参与于研究之中的先例。况且，中医的诊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为“万物之灵”的两方面“理性”活动的高度配合。这就增进了证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上述四个特点，奠定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也是中、西医相互间的基本区別。
我们知道，就西医的生物医学而言，它一开始见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个机体。但西医的视线随之即往下走–从组织、器官水平到细胞水平，又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不難看出，西医生物医学最关注的具体研究对象，显然是形下属性的人。即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这与证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约的。
需要说明的是，西医也讲症状与体征。但是，西医只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嚮导”，并没有作为抓住不放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至于体征，西医也只把它视为内在的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性反应，并没有在人的形上联系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医证候的特点。需要强調的是，当代西医也讲“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但是，心理和社会领域有显而易见的形上特性，而西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形下特点。所以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个医学分支的关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学与化学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医学之中的心理、社会医学，将必然与其生物医学之间, 保持着今天这种多元并存的关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约，结合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譬如冶炼而成钢、掏沙以取金。是铁矿石与含金的沙，选择了“冶炼”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换。所以，人们不可能因为还原性方法或技术的发达，把它任意“拿来”解决逻辑学和哲学的难题；更不会用化学方法合成七情，用解剖方法打开精神。
第一，由于中医研究对象的形上学特点，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医的学习与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学。 形上学其实并不神秘。一般来说，形上学是“论有之学”。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形上学是“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所谓万有，就是人们感知到的（包括暂时还没有感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我国古代讲的天、地、万物，佛陀讲的色、受、想、行、识，现代哲学定义中所指的自然、社会、思维，其实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全部把握的万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首先必须承认万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为的私欲偏情、卑微无知、狭隘武断、自立门户，只承认其中一些“有”而否定其它的“有”。当普遍确立了万有的观念之后，人们共同来研究万有的特性，就容易趋于一致, 而减少门户之见或左道旁门之谬了。正是因为形上学是关于万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学问，因此形上学是一切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道、德、气、理是形上学；毫无割裂地把自然、社会、思维看作万有而总结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学。尽管在形上学上，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学派，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承认“万有”，承认有共同规律支配着万有，并不断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学会用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就可以称得上掌握形上学的真谛了。 “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彰显着万物的投影。”所以，中医在学习和研究中，必须熟悉形上学的基本原理。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是形上学家，但起码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们在中医的研究上便获得了主动。
第二，中医研究的证候（状态），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所讲的信息、涵义相同。所以系统性方法将为中医的当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系统性方法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系统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调控的对象；控制则作为对信息进行存储、处理、调控的方式；系统论是对整个系统性方法原理的揭示。在中医里，证候是活着的人表现出来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信息；各种治疗则是依据证候，察明病机，对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则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 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还原论与系统论，综合与分析，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所面对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随意置换的。比如，以水来说。用物理学方法看到的水，是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在摄氏零度时凝固为冰、一百度时变为气态，四度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而用化学方法看到的水，则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假设置换研究方法，用物理学的眼光，如何能发现或理解日常所见的水，必然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构而成的呢？
数十年来，我们往往从近代科学主义的偏见出发，怀疑或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无视形上学和系统性方法。我们常常主观地把中医、中药当作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生物医学研究中习用的还原性方法，进行“研究”。虽代价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两种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四、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中医在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的过程中，首先把人视为证候的人、信息的人，视为一个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整体系统。然后在形上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包含系统方法内核的阴阳五行学说，以综合-演绎的逻辑原则，把整体系统再分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以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气等名称命名。对于各子系统的职能，中医多以不同的“官”或“主”来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统有粗浅解剖的影子，但事实上，它是信息系统模型，是某一方面职能主管者的代名词。故中医称之为“藏象”，而非西医所指的“脏器”。恽铁樵在他的《群经见智录》中说，中医的五脏是“四时之五脏，而非血肉之五脏。”联系到系统理论，更准确的讲,以五脏为中心的各子系统，是天、地、人相统一的五脏。
再如中医的病因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归结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归结于内在的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的原因。在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下，导致正常的机体反应状态发生紊乱，因而形成疾病。在疾病过程中，中医把具有“善行而数变”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具有“润下”、“沉滞”、“留连难除”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如此等等。这些病因是基于病理状态而演绎的信息性病因模型，不同于西医的“致病因子”，也不同于自然界直观的风或湿。人体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出现疾病状态，分析产生这种状态而认识的内在本质，即称病机。它同样是一种信息性病机模型。不是来源于按照逻辑实证论而设计的实验室指标，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这种信息性病机模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 所以离开了医者和病者的共融现场，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营卫失和”、“枢机不利”、“心肾阳虚”、“肝阳上亢”、“脾虚湿停”、“寒滞经脉”……均是如此。它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实在的理性概括–具体的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应该说，它也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形上病理学。
又如治则与方药。中医的“论治”，即根据辨证所得的病因病机，对疾病进行审因审机而采取的负反馈调节过程。“调和营卫”、“通利枢机”、“温补心肾”、“平肝潜阳”、“健脾燥湿”、“温经散寒”……皆是针对病机，从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则。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表述，即负反馈调节的决策。用于治疗的方法或药物，是落实治疗决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难看出，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没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完全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至于口服的中药–“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信守的准则，不是药物中的所谓有效化学成份, 仍然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原理。
讲到这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我们不妨作一种比喻。脏腑经络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中央各职能部门，因为它担负着全国家某一个方面的管理职能；证候则相当于某一个，或某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出现失职或紊乱时的病理表现；病机则相当于导致这些部门出现病理表现的本质原因；治疗（包括治疗原则和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则是从整体出发，对有关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控的战略性原则和措施。那么，中医大夫呢? 他便是总理, 每一位病人的总理。所谓“医者意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说的便是一个中医大夫要善于理性思维，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则他眼中有全局，紧紧地盯着境内、境外；心中有整体，明了他所管辖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状态；胸中有明镜，善于透过现象正确判断各部门的寒、热、虚、实；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全是他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决策。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功能健全了，用不着总理去参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废料处理等生产力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用不着担心钢铁够不够用, 粮食够不够吃, 照样可以实现财源不断, 国泰民安的总目标！这就是中医–形而上医学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对于处在世界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来说，两者在基础医学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吗！
五、结束语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随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与骄傲。因此，形上学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学多元性遇到挑战。在医学界内，连人自己是什么几乎也成了大问题，“人是各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一架机器”, 依然是许多医家奉守的信条。这个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着“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渲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无论如何，人类文化、科学是多元的。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缤纷的文化、科学殿堂。好在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医，中医要走向世界，这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瑰宝，需要重新振兴的原因和机遇所在！
本文讨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处于“百年困惑”之中的中医，尽快抓住机遇, 找准自己的科学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两种医学，比作太极的两仪，那么，与其执于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满全。“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人类医学，需要中、西医共存。
欢迎知我者罪我，谨此拋砖而引玉。
李致重 (47167)
| 各家谈中医(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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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近代科学主义到伪科学
——兼谈“西化”中医和“结合医学”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一直处于“在冲击下困惑，在困惑中衰落”的状况。近50年来，尽管国家为了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在《宪法》总则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基础上，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但是，中医问题上近代科学主义的严重倾向和伪科学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国家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一、“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科学迷信或技术疯狂时代。这个说法在其它领域里的表现如何，本人不便评说。然而，坚持“人是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把在非生命领域取得成功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生命(包括医学)领域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当然是十分片面的。这种立场、观念和做法，尤其值得中医高度注意，切莫误入歧途。为此有必要对“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问题，做一些简要的澄清。 1．“科学”的出发点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这里所谓的求知，即人对客观世界背后的真理的追求。所以笼统地说，客观世界就是人们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客观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用当代哲学里的习惯表述，叫做各种千变万化的“事物”。有的哲学著作里，称之为“物质”。用列宁的意思来说，这些千变万化的事物，是人们的感官（包括通过仪器延长了的感官）所能感知的，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些客观实在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之为“万有”（或“存有”）；在老子那里称之为“万物”。所谓“万有”，即“一切有”、“一切存在”、“一切物”的意思。如果按照佛陀释迦牟尼的说法，那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人们透过感性的色、声、香、味、触、法，达到对隐藏于其背后的本质属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意义。而从“万有”、“万物”、“五蕴”中，真实、全面、完整地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则是科学研究的具体出发点 。尽管人的感官有眼、耳、鼻、舌、身、意，然而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喜爱视觉尤胜于其它”，所以对研究对象认识上的片面性或者误差，便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难题。为保证科学研究出发点的客观实在性，亚氏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的许多论述，经13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的阐发、补充，进一步趋于完善。故台湾的学者常将他们的学说，统称之为“形上学”。比如，“形上学”首先讨论了万有的单一性。接着讨论了“第一原理”，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紧接着又讨论了“有之真”（“名实相符之谓真理”）、“有之善”（“一切物之所欲者”之谓善）、“有之美”（悦目、自然者即为美）。然后确立并重点论述了“因果律”等等。这些讨论，是人们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必须率先对人的理性思维加以规范的逻辑条例。有了这些基础，才可能保证在真实、全面、完整的客观实在的前提下，健全地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特长，以达到对客观实在背后的本质属性正确的认识或把握。 当代哲学里，就其表述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言，本人以为，用“事物”这一概念比用“物质”这一概念为好。其一，“事”是“物”的运动方式及其过程；“物”是“事”之所以是“事”的基础。“事”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是状态（信息、现象）。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自然界的气候、物候，皆属之。用哲学的话讲，“事”是客观实在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而“物”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首先是其结构与功能。这常常是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研究对象。同样用哲学的话讲，“物”是客观实在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空间特征。其二，当代哲学里的“物质”世界之说，用“形上学”里的“形质论”来看，它着重强调了组成某一事物的“原质”（或材料）的结构特征。这便一定程度地忽略了该事物作为本来存在的“原形”时，它的固有特征。以中、西医对比而言：西医着重研究了组成人的“原质”及其“原质”的结构与功能；中医则着重研究了人的“原形”，即作为真正的“人”的意义上的、活的整体层次上的存在及其特征。从“事物”与“物质”的对比中强调上述这两点，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占据科学主流地位的当代，尤其具有扶偏救弊的意义。而用“事物”一词表述“万有”、“万物”、“五蕴”的客观实在性，不仅比“物质”一词准确、合理，而且也是历史的、应有的哲学统一 。 基于上述，具体而言：科学的出发点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运动的时间轨迹和（或）空间特征。而每一个学科，仅仅是研究了万事万物中某一个方面的时间轨迹或空间特征而已。这样讲，既有利于理解本学科自己，更有利于理解自己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西医的关系，这一点尤其不可忽视。 2．“科学”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所以，源于西方的“知识就是力量”之说，其实是对“科学”价值的最普遍的表述。今天如果换一个提法，那么“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称之为“科学就是力量”。当然，人们认识客观实在的理性知识，也包括技术（技艺）和经验。因此严格地讲，真正揭示客观实在的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才能称之为科学。所以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翻译《形而上学》一书时特别强调：科学是目的的，技术是手段的。也就是说，科学是以为认识事物的真理为目的的理性求索；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它只是科学前提下的功利性运用的手段。 与亚里士多德同一时期，在中国的《礼记.大学》里，科学称之为“格物致知”。其原话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对致知的含义及过程注解得极好，他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可见，“格物致知”所获得的“欲其所知”，与亚氏的知识原本一样。进而言之，既然求知是人的天性，那么科学原本没有任何迷信和神秘可言，它只不过“物格而后知至”的不断认识的过程而已。在清代后期的外来文献翻译中，西方文献中的“科学”一词常被译为“格物致知”。在东方，首先把中文的“科学”二字用在外来文献翻译中的，其实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面临着不断涌进的门类繁多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日本人取“分科之学”的意思，在日文的片假名里，发明了“科学”一词。这的确是日本人在灵活理解中文原意的基础上，颇有智慧的翻译。 第一位将“科学”二字直接用在中国的，当推严复先生。他在翻译《物种起源》一书时，将过去用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从此，“科学”一词便成为源于中国的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重新回到了中国，却颇具西方现代意味的词汇了。如果再把“科学”与“知识”并列起来看，则“科学”二字就变得既朴实无华而又绝无神秘色彩了 。严复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说：“学者，考自然之则，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则，求可成之功。故学主知，术主行”。这一说法，与亚氏的观点是完全相通的。 基于上述，本人这里用今天的语言给科学做一个现代的定义：分门别类地研究各种不同事物所获取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则称之为科学。具体而言，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自身所面对的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也都有自身特定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用特定的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一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在指导实践中有可重复性；并达到了表述的单一性。这就是成熟的科学的基本标志。同时尚须强调，科学不仅不神秘，而且不同学科之间，原本不存在排它性。任何一个科学的发展既是历史性的，更是传统性的，即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绝非其它学科所能代替。 3．“科学”的分类 科学既然是“分科之学”，所以它的门类，成百上千。这里所谈的分类，只是从宏观角度的大体划分。 第一，从研究对象分类。 在科学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分类，当推中国的《易经》。《易经.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天造之万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人造之万物。春秋秦汉之际，人们加工制造“器”的能力虽然十分有限，但是人们从“形”入手，认识天造之物的能力却卓有成效。面对自然生成的万事万物，中国先哲们的认识路向是“下学而上达”，即向上攀爬的认识论特点。具体而言，这种向上攀爬的认识路向是：以“形”为研究对象；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按照天人相应的原则和“下学而上达”的认识路线；最后追寻到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总原理、总规律上，即“道”。回过头来，再以此“总原理、总规律”，认识“形”是如何来的、如何变的、向何处去的运动变化规律。这先“上”再“回”的认识路向，同样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完善的思维路向。 而制造“器”，则要向下寻找。先认识和把握制造器的“质”，亦即材料，再学会获取“质”和制造“器”方法，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制造出理想中的“器”来。 由此可以说，人类既要认识和调控天造之“形”，又要研究和制造人造之“器”。于是，从研究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出发，便形成形上与形下两类不同的知识体系。亦即两种科学分类。 在西方，最早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采用的，同样是“下学而上达”的路向：先从“物理学”入手，经过“生理”、“心理”（灵魂），一直到达“天理”的认识。亚氏所说的“物理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范畴。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亚氏时代则将其称之为“后物理学”。由于“后物理学”写于“物理学”之后，其内容又是对“物理学”总原理、总规律的概括，故称为“后”。 “后物理学”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哲学》，其实在于强调其“超物质”、“超经验”、“超感觉”、“超现象”的意思。《第一哲学》，相当于今天所通称的哲学。 依据上述意思，亚氏的科学分类是层次分类。即将一般的自然科学统统称之为“物理学”；而比“物理学”层次更高的科学，称之为哲学。后来，当中国人翻译亚氏的《第一哲学》时，依据中国的表述方式，翻译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诚可谓恰到好处，名副其实。因为“形而上”所探求的总原理、总规律，即中国先哲所讲的“道”，这与亚氏思想，基本相通。因为亚氏也是从“形”入手，最后认识到形上之“道”的。这里需要附代说明，亚氏同样处在人类制造“器”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时代；而他的上述分类中，没有涉及人造之“器”的问题。 本文前面所谈的“事”与“物”，应该说是当代以科学研究对象为前提的另一种分类。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有一部分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存在形式，亦即“事”。所以研究历史、社会、进化、生态、天文、气象，以至中医研究的证候时，人们总是遵循着这些“客观实在”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来认识本学科所研究的客观实在的。可以说，从研究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运动、变化入手，这是研究“事”的原则和特点。而分析“物”的结构、功能，以及再依照人的意志组合结构为人造之物的研究，则要遵循着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亦即物的“空间特征”而进行的。故研究“物”与研究“事”相比，彼此属于不可通约性的两类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 以上三种分类里，“形”、 “事”之轨迹，相互类似；而“器”、“质”之结构与功能特征，则基本一致。人们习惯上讲的近代科学，主要是指研究后者而言的。 第二，从研究方法分类。 据上所述：研究天造之物，先须在“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的基础上，以体悟“道”的总原理或总规律。进而把天地万物之大“道”，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生存之“道”相互联系起来，以探求具体对象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与当代综合、系统性研究方法十分相近。研究人造之物，先须熟悉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对象的物理学、化学特征。然后，才可能推进人们在人造之器方面的能力或发展。这种方法，即近代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人们习惯上所讲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多是指此而言的。所以简言之，就研究方法来分，科学可以分为综合、系统与分析、还原两大类。历史上如此，今天亦如此。综合、系统性方法是研究“道”、“形而上学”，“形”、“事”之轨迹时的常用方法；分析、还原性方法是破解“器”、“质”的结构与功能时所必须的方法。这两类方法，是因为科学研究实践中两类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同样是不可通性的 第三，从知识层次分类。 科学-技术-经验，是由高到低的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严复的界定那样。理论原理、规则、规律，是科学的内容；在实践应用中，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经验则是最初级的、以感性认识为主的知识层次 。现代常常把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称之为理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经验科学，这是很不严肃、很不恰当的。这种情况与人们常常把“高新技术”误称为“高新科技”一样。一方面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近代科学迷信”和“技术疯狂”形势下，一种对科学认识上的盲目现象。近20年来，获得诺贝尔医学科学奖的项目中，绝大多数属于技术性内容，有的甚至是初步为经验所证明的内容。足见这一盲目现象在当代的普遍性。 第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辞海中对科学的解释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可见，哲学的“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它是覆盖着所有科学，即知识体系的。所以就分类而言，“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脱离哲学的指导作用，就像“后物理学”是“物理学”的总原理、总规律一样。如果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或者把哲学与科学并列起来，都是不恰当的。然而，科学是研究和认识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它不能等同于哲学；但是认为哲学可以“代替一切自然科学”，也是十分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在“文革”中有过沉痛的教训，相信人们不会忘记 。过去常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认为春秋-秦汉之际，“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甚至把《易经》的存在，视之为“导致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原因，这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哲学本身就是科学的一类，而且是层次最高的一类。就像“后物理学”是从“物理学”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一样，两者在知识层次上有区别，但决无矛盾可言。其二，春秋-秦汉之际的科学，比如中医学，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它与近代科学分析、还原性科的范式明显不同。当然也不能因为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密切，而将其排除于科学之外。其三，当代人站在自己所熟知的分析、还原性科学的主场上来看综合、系统性科学时，就像熟悉九章算术的人不理解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一样。在两种范式不同的科学之间，不能把“不解其中味”，视之为“其中本无味”。其四，近代科学门类繁多，是分析、还原性科学在近代突飞猛进的反映。这是分析、还原性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不能说古代哲学制约了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发展，也不能说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是摆脱了哲学的桎梏后，才获得繁荣的。 再从亚里斯多德、托玛斯的“形上学”来说，它的主旨是讨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尤其是“形上学”中关于“万有”真实、全面、完整地展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的论述，关于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因果律等思维原理，更是对人们思维方式加以逻辑规范的根本性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形上学”应富有“哲学的哲学”的意义。也可以说，它更是人类科学研究之母。从“仅在美国就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每年就有五百多本书籍和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此学说”这一点来看，足见当代科学哲学界对“形上学”之重视了。说它是科学研究之母，其实并不为过。 第五、从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类。 《辞海》中关于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之说，代表了近代对科学在研究对象或范畴上的一种分类，当然无可厚非。然而面对中医学发展中的困惑，总令人有一种缺失之感。在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一直被划归于自然科学系统。而当今的自然科学系统中，绝大多数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分析、还原性科学。如前所述，分析、还原性科学最成功之处是非生命领域，或称之为人造之物领域。而医学面对的人是天造之物，而非人造之物。人与人造之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的新陈代谢功能是任何非生命领域的人造之物所不具有的。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说：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至今仍存在着诸多盲区的巨系统。所以迄今为止，西方西学可以借助分析、还原性方法，把人由组织、器官水平，拆到细胞水平，再拆到分子水平；但是，人们至今不可能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来。这就说明，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绝不是分析、还原性科学一家的领地。从人是天造之物的角度讲，医学科学同样也有一部分应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范畴。而且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的一部分，肯定还大于属于分析、还原性科学的那一部分。中、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基于上述，以往把中医划归于生命科学之中，这在使中医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同时，也使中医从属于西医之下。这就无形之中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自身发展的在干扰，影响了中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所以从当代科学分类来看，至少在中、西医并存的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应当从自然科学范畴中独立出来。如此，《辞海》中关于科学的解释，则应修改为：“关于自然、社会、生命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二、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是把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还原性观念和研究方法，视为评定一切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看法。 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与机械唯物主义不无关系。在当代生命科学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机械唯物主义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近代科学主义加深了机械唯物主义。尽管一百年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深刻质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观点仍然牢牢地束缚着着中医，当然也同样干扰着西医自己。 2004年1月，本人出版了《中医复兴论》一书。该书中“论中医学的定义”、“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中医在人类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等文，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在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对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做了定义。同书还在“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中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走出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思考”、“西化–中医研究的致命误区”等文中，分析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造成的危害，这里不再重复。总结《中医复兴论》的相关论述，对于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上的干扰，集中起来，那就是“中医西医化”思潮。下面仅以历史的角度，谈一些有代表的事件。 20世纪前半叶，持近代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余云岫。他于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完全从西医角度出发，全盘否定《灵枢》、《素问》的医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他于1929年“南京政府”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了“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第一次提出废除中医的叫嚣。1950年，他又在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又一次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他是由日本留学西医的学者，头脑中只有分析、还原基础上的形而下的西医，当然视中医为格格不入。他的重点始终盯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上，亦即中医的科学原理部分。他欲通过“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把中医形而上的科学原理统统废除。他可以容纳的，只是与中医断根绝缘的方和药。所以他后来也被称之为“废医存药”的代表者。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意在改造中医。改造之法，即要求开业中医必须通过西医若干门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和考试，用西医的基础医学，取代中医头脑中的中医基础理论。受这一做法的影响，1956年创建的中医大学教育里，无可争议地将西医基础医学的全部课程，以“医学科学”课程的名义，纳入中医大学早期的教育之中。这就使学生从进入中医大门之时，便踏上了“西化”中医的误区。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家最高领袖对卫生部一份报告批示的形式，铸成了中医科研上的“双重学术标准”的问题。所谓的“双重学术标准”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观念和方法上。中医本来是形而上的医学，却提倡用研究形而下的的观念与方法对其进行“发掘”、“提高”。这就大怪而特怪了。以后的事实表明，近50年来“发掘”、“提高”中医的主流，其实就是由“双重学术标准”所铸成的“中医西医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科学主义充斥了整个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故“西化”中医，始终是干扰中医发展的一大误区。而且由于“西化”中医思潮的长期泛滥，令中医陷于伪科学的困扰之中 。 三、伪科学及其在中医上的表现 伪科学的做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科态度相反。所以伪科学就是假科学。 “伪科学”这一提法，首见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当时，身为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站在获得性遗传学派的立场上，将门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贬之为伪科学和假科学。并以行政的手段，对从事基因遗传学的学者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因而使苏联的基因遗传学的研究，长期一蹶不振。中医在近代科学主义干扰下的百年衰落，本质上与这一情况大体相似。尽管中医在被“西化”的过程中长期被斥之为“落后”、“过时”、“不科学”、“封建医”，然而不无讽剌的是，处于主流地位的“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却无可幸免地陷入于伪科学。按照本人的研究：“以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学”；而“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则是西医的生物医学。这两个定义是过去不曾见过的，而且相信不会有原则性错误。基于这两个定义，并依据本文第一节关于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的基本论述，依据科学哲学家库恩关于不同范式的学科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其一，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其二，在可预见的将来，“创造”出在科学（理论）层面上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三，中、西医两种医学在保持各自科学（理论）特色的前提下，促进两者在临床技术层面上的“中西医配合”，必将是我国医学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 欲从事科学研究，首先要明确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或根本标准，就是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亦即被研究的事实本身的无比忠实。在形上性科学领域，用分析、还原性方法代替综合、系统性方法，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是研究方法的错位。这就像用化学方法看到系统科学的信息反馈、存储、控制一样。化学方法之于系统科学，不是人们不想用，而是该学科不能用。因为不被研究对象所选择、所接受的方法，便无从揭示对象发生、发生、变化的轨迹。在这里，主观的自恃方法的先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无视这一原则而强为之，则必然要走向伪科学。 欲“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首先要从中、西医的定义入手，明确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的差别。声称“中西医结合医学”己经“创造”出来了，至今却说不清“人”是什么，说不清中、西医各自研究了“人”的哪些层面的现象或事实；甚至至今对中医形成文化背景、发展的历史轨迹知之甚少，至今不懂得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被选择的决定性关系。所以这样的“创造”运动，不论再花费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只能在伪科学、假科学的误区越陷越深。退一步讲，把中医从科学（理论）医学层面降低到经验水平，或者用初级的以感性认识的标准来“规范”、来代替中医的理论原理、规则、规律，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所谓“研究”，其实也是伪科学、假科学的做法。归根到底，几十年来因为近代科学主义潮流所产生的对近代科学的迷信，使人们忽视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先生所强调的不同“范式”的科学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如果人们早一点懂得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之间，分析(还原) 性科学与综合(系统)性科学之间，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道理，相信在中医学术上不会出现“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问题。所以，“科学上本来不可为，却要人为的强为之”，这是几十年来国内在“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中伪科学、假科学问题的根源。这里仅举以下几点，以资说明。 第一，不承认或轻易否定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不承认中医研究对象，即证候的客观实在性。这从本质上讲，就是伪科学的观念。 第二，中医的藏象学说，是建立在天人相应基础上的，是以模拟性概念所表述的，是以系统性科学方法架构而成的“四时五藏阴阳”之藏象。而否认中医藏象学说的固有范式，执意用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为其“寻找”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所谓“本质”和“物质基础”，亦当属伪科学之举。 第三，在“证”的研究上，其问题更多。首先，“证”原本是中医意义上的临床表现，或称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它是人的感官所及的，感性认识层面上的病理表现。而在“证”的研究中，却将它理解为与西医病理相应的中医意义上的病机。其次，病机原本是中医理性认识的产物，是对疾病本质特点的揭示。而“证”的研究中却以西医“症候群”的感性层次的标准，来取代中医病机的理性认识原则。这对于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固有水平来讲，显然是由理性层次向感性层次的倒退。自然，这也是伪科学。 第四，在中药的研究上，问题也不少。其一，“用西药药物物理和药物化学的方法，按照西医生理和病理的原则，从中药材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分，然后根据西医临床药理的指标用于西医临床的药物，应当划归为西药”。这原本是西药发展中的一条老路。而长期以来，却将其视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其二，50年来的中药“西化”过程中，真正达到西药药理标准，并通过“药品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质量管理规定”（GLP）、“药品临床质量管理规定”（GC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定”（GMP）药物，全国仅有青蒿素一种。而在临床中广泛使用的中药“西化”的产品，如清开灵、丹参、川芎嗪、大蒜素、葛根酮等等静脉注射液，绝大多数没有达到上述西药药理指标及其相关“规定”。以西药而言，这些产品在疗效上最多只能算得上经验水平，在管理规范上远远没有达到西药的科学标准。然而它们游离于西药范畴之外，却以中药现代化的名义，广泛用于中医医疗之中。将如此不严肃，不科学的产品用于病人，这种在中国仅有、在国外绝无的做法，既损害中医，也违背了西药的科学原则。 第五，20多年来，充斥医药市场的假医、假药、伪气功、伪保健品等等，都打着中医中药的招牌招摇于市。其中的伪科学、假科学问题更为突出。 除了上述，再如“理据不足的绝招特技、误导民众的专科医疗、图财害命的专方专药、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质量低劣的报刊图书、自我吹嘘的学术成就”……其中无不渗透着伪科学、假科学地影响 。 由此可见，不首先遏制近代科学主义和伪科学、假科学的问题，复兴中医就是一句“伟大的空话”。去年5月31日，本人在给有关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当今，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其一，西医学（现代医学）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其二，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中，中医的理论体系最完整，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传统医学’，首先应理解为重视中医。其三，在中医的故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执着’于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因此使中医从成熟的理论（科学）医学的高度，滑向了原来的经验医学的巢臼，朝着两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医西医化’导致的中医理论、临床全方位的退化。” 回顾往昔，坚持“西化”中医，是近代科学主义的学术立场；坚持用“西化”中医的做法“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则要走向伪科学。5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交的“学费”太多、太多，最令人痛心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衰落。当此高扬“科学发展观”之际，愿危害中医的近代科学主义与伪科学问题，能够在中国得到有效的遏制 。 (该文为2005年1月3-7日在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举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中西医结合面面观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写于1月3日)。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 致 重 (47167) -=-=-=-=-=-=-=-=-=-=-=-=-=-=-=-=-=-=-=-=-=-=-=-=-=-=-=-=-=-=-=-=-=-=-=-=-
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医疗保健诊疗体系。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为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中医药发展相对迟缓，其临床运用受限；随着农村赤脚医生及三级卫生保健网的溃解，中医药的使用在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中有萎缩之势。因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其特色的体现，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完善、发展，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2003年11月18~ 19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21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举措。香山科学会议聘请王永炎院士、邓铁涛教授、陆广莘教授担任执行主席。60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设置的中心议题有：（1）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2）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47167) -=-=-=-=-=-=-=-=-=-=-=-=-=-=-=-=-=-=-=-=-=-=-=-=-=-=-=-=-=-=-=-=-=-=-=-=- 1 中医药学的时代背景、历史回顾及在21世纪的发展 （1）邓铁涛 执行主席邓铁涛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的主题评述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回顾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历史及中医发展的坎坷但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历程，并提出今后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邓铁涛指出，包括中医药学“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在内的中医哲学理念，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有力武器，中医药学如能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首先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不能什么都“与世界接轨”，而应“与世界双向接轨”，否则永远只能处于世界强国的从属国地位。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来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邓铁涛列举了一些中医药学虽经历重重磨难，但仍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取得的成果，并主要对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情况进行了分析：感染“SARS”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但病死率存在巨大差异；香港治疗一例“SARS”病人，费用从几万到100万港币不等，而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最贵一例病人仅花费5000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如果我们因为没有拿到冠状病毒测序的金牌就“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中医失去防治“SARS”这块更大的金牌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呢！ 邓铁涛认为，广州之所以在“SARS”期间一批年青的中医大夫能够于危难之时，承担起如此重任，是与平时的积累分不开的，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多年重视“四大经典”的复习和亲临广东省中医院带教的全国名老中医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现在中医呈现“泡沫中医”之状，外观五颜六色，实则中空无物，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医教育的重大失误，即将中医经典做为选修课，而经典讲授老师从不上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从何而来？中医临证危急之时勇气又从何而来？再有，根据《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10多20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医药大学毕业证，没有医师执照。这样就等于从中医队伍中开除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经验的中医师，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众的一大损失！ 基于以上事实，邓铁涛提出了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与策略。首先明确发展中医药学的宗旨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具体建议如下：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与临床相结合；2. 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精华，多学科交叉，沿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3. 解放思想，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来，而不要唯西方马首是瞻，禁锢自己思维，硬以有线电话的模式去思考、研究手机的原理与功能；4. 要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思想；5. 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重点研究：①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②中医基础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③辨证论治的研究；④中药理论研究；⑤养生保健理论。 （2）李振吉 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教授在题为“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与关键科学问题”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学术形成、理论构建、思维模式、临床实践、药理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故中医药科学研究也遵从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李振吉认为， 1）中医药科研工作有以下特点： （A）基础研究是以临床为基础，不是以实验为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以疗效为评价标准。 （B）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并重。 （C）中医研究的方法学应当作为重点领域。 2）目前中医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 （A）基础研究和临床脱节。 （B）传统方式的研究重视不够，认为不作基础实验，就不够水平。 （C）多学科研究目标思路不明确。 应注意的问题是： 1. 目标：重大理论问题，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2. 基础理论研究要提出“假说”。 3. 两种方法并重，更应重视传统方法。 最后，李振吉指出了中医基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1. 辨证方法体系研究：基础与临床结合，以传统方法为主，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打破辨病分型模式，建立新的辨证方法体系。带动基础研究（文献、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舌象、脉象）研究，推动整个临床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2. 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通过若干方证对应有效方药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找出有效方药有效成分配比规律及其作用机理。 3. 中药制药工程基础研究，应通过若干环节基础研究，优化制药工艺和制药设备创新，推动中药产业化、国际化。 4. 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学研究：多学科协作，产生若干新方法，加快科研进度。 5. 关于经络的研究，回答三个问题：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现象？经络是什么？经络理论在临床上有何指导意义？ (47167) -=-=-=-=-=-=-=-=-=-=-=-=-=-=-=-=-=-=-=-=-=-=-=-=-=-=-=-=-=-=-=-=-=-=-=-=-
（3）李致重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采用“西体中用”的方法，即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对其有用的东西。40多年来，中医科研工作，大多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主体性”，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研究思路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的可取之处甚少。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中医临床也“日趋西化”，因为“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转向辨病论治，对抗治疗。现在只有充分考虑到中医学在《内经》时期是如何形成的，回到中医自身上来，才可能把中医向何处去问题搞清楚。 科技部办公厅罗晖博士认为从认知体系上看，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比较薄弱，有必要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她认为现在对中医的发展来讲，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就像当年钱学森构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对中医的理论做一个构建过程。所以现在应重在发展，而不是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过多研究，要把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重大的科研工程提出来。 王永炎院士指出用还原论研究非线性的对象是不够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以前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基因芯片切入到中医证候、方剂研究，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而用生物信息学、用应用数学技术及哲理数学的方法，切入到中医研究，有希望得到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提出采用继承、借鉴、创新、融合、系统化五种方法来形成中医药学研究、开发、应用的广为认知的体系。应对以下五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1. 方法论：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2. 用系统论认识中医，产生多系统共生的理论集合；3. 形成中医药疗效的自己的并被广为认知的评价体系；4.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协调一致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机制；5. 研究中医理论当年形成的过程，古为今用。 (47167) -=-=-=-=-=-=-=-=-=-=-=-=-=-=-=-=-=-=-=-=-=-=-=-=-=-=-=-=-=-=-=-=-=-=-=-=- 2、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陆广莘教授做了题为“唯实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的中心议题报告，他引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唯实”研究进行阐述。陆广莘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为：功能：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生生之道的实践效果；目标：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动力：坚持中医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的诊疗思想；坚持中医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目标的实践医学模式。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唯实论是指：1. 实践第一；2. 从实际出发；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4. 实事求是；5. 理论结合实际；6. 有的放矢；7. 讲求实效。他认为在中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坚持：1. 实践论第一，即医学要讲究实践，要讲效果；2. 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3. 实事求是：人的整体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个体性，生命活动时间不可逆转性等。中西医学在疾病诊断观和疗效观上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向后下外的，中医是向前上内的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向；4. 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科学问题有：从粗守形到上守神的诊断观和疗效观；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识别利害毒药；聚毒药以供医事；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辨证论治的生生之道；谋求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的生生之效。同时，陆广莘还指出：今年《实验动物学杂志》改名为《比较医学杂志》，说明动物实验仅是一个参考，因为生命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规律，因为下一层次的结果不能涵盖上一层次的规律，因此实验和各层次的研究是应该的，可给我们一个启发，可以参考借鉴，但不能照套照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意义”的专题报告，指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中国曾以美国1/160的人均医疗消费而达到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全国医保覆盖率曾达85%。这是由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战略，中医药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1.3万亿美元，但仍有4000万人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占疾病总数70%的没有理化指标变化的疾病束手无策；美国死亡者中约90%死于医源性药源性疾病而非死于原发性疾病。中国13亿人，不可能效仿美国仅依靠西医学的医疗保健模式，必须依靠中医优势，走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模式。 贾谦认为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和认知体系，其理论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用处处效仿西医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在实质性的细胞层次、分子层次去寻求物质基础，不能单凭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理论，这永远不可能有中医理论的发展和突破。脱离临床实践凭空创造一个中医新的辨证论治方法，或将原有的辨证方法组合成一个新的辨证体系，是违反了中医理论产生的客观规律的。“SARS”期间，如果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大量临床实践、验证，并总结归纳，就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治疗模式。因此，建议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重点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经验、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中医药人才工程；中医药科研工程；乡村中医工程。 (47167) -=-=-=-=-=-=-=-=-=-=-=-=-=-=-=-=-=-=-=-=-=-=-=-=-=-=-=-=-=-=-=-=-=-=-=-=- 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做了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的中心议题报告，认为1. 中医科研做了大量工作，做了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没有重大突破。为什么呢？中医理论的最初构建是当时对人体的一种简单认知，加上对疾病的大量防治经验和人体的生活经验，以至对自然社会的一个协调，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协调性之后，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这种理论构架的特点，既有实体本体的内容，又更注重关系本体的建立，它借助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思想，因此只能在宏观上把握。但现在都是用微观的手段来证明宏观的物质基础，用实证的方法来阐明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构架，用物理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证明宏观的认知，所以没有产生重大突破。2. 中医理念并不等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理论的对象是非常广阔的，当时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站在天地人的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命现象。整个辨证论治思想是从非健康状态就开始的，这时人体的平衡态已失衡，但还没达到疾病的状态。所以中医辨证不应局限于疾病范围。3.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形神一体，现在天天拿耗子做实验，只强调了形而忽略了神，这样做实验是永远做不出结果来的。中医研究本身继承就远远不够。 鲁兆麟提出以后开展研究的方向:1. 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应该在临床，而不是在实验室，没有中医临床无法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因为实验室的手段是分析为主体的，而只有在临床才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如果总想靠动物实验寻找药物的靶点，那按摩、针灸的靶点是什么呢？2. 中医研究抓证是对的，因为证既是临床结合病的交点，又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还是人体病机的高度概括。因为一个证有多个方，他建议从临床入手，从证候入手，采用Ⅰ类处方，多病种同一证候研究，采用实验室指标和治疗症状学指标来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用大样本来处理，观察其对人体生命的调整作用，然后再来进行分析。 (47167) -=-=-=-=-=-=-=-=-=-=-=-=-=-=-=-=-=-=-=-=-=-=-=-=-=-=-=-=-=-=-=-=-=-=-=-=- [中国中医研究院潘桂娟研究员在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的报告中，以建国以来部、局级以上科研课题和科技成果（约3500项课题、1300项成果）调查情况为基础，提出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医脏象生物学本质研究；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中医治法生物学机理研究；中医经络现象及本质研究；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以上大多为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实证研究内容。因此，潘桂娟认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突出问题有：1.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着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对“实证科学”的迷信，对高新技术的盲从，以致无视中医学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切实际地追求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客观实证”。2. 建国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科研成果，或执西医之道，用中医之术；或执西医之法，用中医之药；或以西医之术，验中医之理，对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无所裨益。3.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立项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投标者往往为了适应科研导向，争取科研经费，在学术思路上削足适履，投其所好，或低水平重复。4. 研究方法上将文献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将实验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 潘桂娟还提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一是忽视或基本放弃理论思维；二是缺少中医理论思维的主导作用；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从而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在于：1.。从有利于继承和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有利于普遍提高中医临床医师诊疗水平出发，从有利于十三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根本利益出发；2. 应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分析50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理性思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如何合理而又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中医学理论自主继承与创新的模式；3. 不能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盲目跟进、套用、照搬西医的新技术和新指标，并以此为进入“现代科学前沿”，而称之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先进”；4. 应研究如何继承、完善与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问题；5. 应研究中医学理论如何指导现代中医诊疗实践的问题;6. 应理清中医学科研的思路与方法问题。首先应理清认识上的概念混乱。还应认真解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何区别？ 同时，潘桂娟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与成果评价标准研究；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3. 中医学辨证体系研究；4. 中医学思维方式与临床方法论研究；5. 重大疾病防治理论与综合方案研究。最后，潘桂娟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发展提出建议：1．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科研立项与成果评价系统研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及其创新模式研究；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法则及原理研究；中医学预防理论及临床重大预案研究；中医学临床组方、用药规律与法则研究；现代重大疾病中医防治理论与方案研究；中、西医学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模式的比较研究。2．启动中医学理论建设系统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工程”；启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体系继承与创新工程”。 (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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